“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201255日至6日,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举办的“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隆重举行。本次研讨会是“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暨考古学专业40周年庆典”学术活动的一部分。来自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以及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的140余位学者参加了学术研讨会。

 

 

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考古学、博物馆学、民俗学、建筑学、规划学等学科融合的产物。近年来,国内外考古学科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就是在学科自身发展的同时,提升其保护文化遗产和服务社会的能力。研讨会主要围绕史前考古、青铜时代考古、历史考古、专门考古与文化遗产四个议题展开。

 

 

(靳桂云    宫本一夫)

 

 

     (大会现场)

 

 

   一、史前考古

   史前生业经济和古代环境变迁对人类的影响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李占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了荥阳织机洞、舞阳大岗、栾川蝙蝠洞、郑州老奶奶庙、新密李家沟、许昌灵井等6处河南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

沈辰(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指出锛形器装柄是用于砍伐树木,而新型锛形器可能意味着古人为了适应新仙女木事件导致的华北地区寒冷气候,认为虎头梁人生活模式的转变导致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业经济的产生。

范雪春(福建博物院)主要介绍了福建省奇和洞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情况,认为该遗址的发掘不仅填补了福建乃至中国东南区域史前文化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空白,而且对探讨这一阶段人类生存环境、技术发展与生计模式的转化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宫本一夫(日本九州大学)首先介绍了东北亚地区早期农业传播的四条可能路线,并将早期农业传播划分为四阶段,指出每个阶段正好对应一次海平面下降的寒冷气候时期。

Anne Underhill(美国耶鲁大学)首先指出了龙山时代与青铜时代城址的不同之处,并以两城镇遗址为代表对龙山时代城址展开了分析,认为龙山时代可能已经出现了私有化。

孙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桐林遗址的聚落结构等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桐林遗址内部的社会分化是与聚落的扩大同步的,同时以之为中心的地区社会的分化并没有形成严密的金字塔形等级体系,表明以桐林为代表的山东龙山文化城址可能并非战争冲突的产物,而是社会长期积累的结果。

 

   

李占扬

 

    

 范雪春

 

 

沈辰)  

二、青铜时代考古

文明起源是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关注的一个重点。学者们对世界主要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以及文明起源的机制进行了探讨,并探索、总结了中华文明的特质及动因。

    Henry T. Wright(美国密西根大学)通过对中美洲、两河流域和马达加斯加等地区考古材料的分析,对农业起源和国家起源的理论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以往的气候变化和人口压力似乎并不能解释中美洲农业起源的原因,而马达加斯加人口的增长并非是国家产生的原因,更像是国家产生后移民导致的结果。

    许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首先回顾了中国文明起源形成过程的学术研究史,综合分析和对比了“中原中心说”、“满天星斗说”、“中国相互作用圈说”、“多元一体说”和“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等认知模式。他指出在庙底沟二期至中原龙山文化时期,东部文化的西渐和东、西文化系统两大板块的碰撞,促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

郑同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了近年来山东周汉考古的重大发现,并重点介绍了高清陈庄遗址、定陶汉墓的最新发掘情况及其学术意义。

张翠敏(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双方六号石盖石棺墓出土的叠唇筒腹罐为例,探讨了双房类型叠唇罐渊源、流布以及演变规律。认为双房类型叠唇罐产生于双驼子三期文化,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三堂一期文化,但双房类型不是弦纹壶的主要分布区。

燕生东(山东师范大学)考察了商文化在东方地区分布范围,指出周初东封的姬姓国家和姜姓国家位于商王朝的领土上,它们在继承商王朝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同时,显然也是为了控制、管理在东方的殷商后裔,而齐、鲁等国的建立是建立在山东商代末期深厚的文化底蕴、发达的经济基础及高效的社会组织制度之上的。 

刘延常(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析了周代齐鲁地域文化的基本内涵,包括齐文化、鲁文化、莒文化、珍珠门文化及诸多古国文化遗存,并指出齐鲁地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外在动力是与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晋文化和燕文化的交流。

 

            

(许宏)                         (张翠敏) 

 

        

(郑同修)                         (燕生东)                          (刘延常)

 

三、历史考古

 杨爱国(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通过分析汉代画像石上常见的历史人物故事图像,指出它们的存在与两汉时期儒学上升到独尊的地位有极大关系,但同时还有其他更多的寓意,其中之一就是当时一部分人希望死后能和圣贤在一起,孔子见老子图更有可能表现的是道学对儒学独尊地位的一种反动。

于秋伟(山东省博物馆)以重庆地区的条形砖画像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画像所代表的思想层面及其风俗上的特殊含义,并探讨了汉末至六朝之际,社会的大变革及民族的融合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平民意识形态的影响。

肖贵田(山东省博物馆)在对重庆库区汉代陶博山炉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一地区出土博山炉的定名进行了统一,并通过梳理博山炉的出土位置、器物组合及与相关墓葬、墓地的比较,指出重庆库区是汉代全国流行随葬博山炉的重要地区之一。

陈杰(中国海洋大学)根据我国出土高丽青瓷的地点,将分布范围分成南北方两个地区,并结合历史文献阐述了宋元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航线的变迁问题。

 

    

  (杨爱国)

    

 (肖贵田) 

 

 

           (陈杰

 

四、专门考古与文化遗产

以植物考古、古代DNA等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专门考古是考古学发展的一个新分支,文化遗产也是考古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Gary Crawford(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对东亚地区22个遗址出土的949份样品进行全面对比后,提出早在距今9000-8600年的中国北方地区和距今7000年的日本小粒大豆已经较为普遍,而之后人类有意识的选择行为导致了大粒大豆的出现。他的这项研究驳斥了大豆栽培单源论的假说,提出大豆是在东亚的几处地点完成人工栽培的。

杨东亚(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介绍了古代DNA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其应用的研究领域,并通过美洲火鸡驯化和中国水牛驯化的两个案例研究,指出古代DNA已通过“尝试”阶段,进入“实用”阶段,已经成为现代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充分认识古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杜金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介绍了北周武帝孝陵、唐代公主李倕墓、浙江瓯海西周土墩墓、南海一号沉船等实验室考古的案例,提出鉴于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质,考古学者应当珍惜考古资源、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倡导“实验室考古”的基本理念,即将文物保护工作前置于考古第一现场。

车广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结合多年来做科学研究的心得体会,对科学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思考,提醒青年学者在做研究时切勿“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并提出“大胆的假设”而“小心的求证”的几点建议。

Willem J.H. Willems(荷兰莱顿大学)归纳出欧洲考古遗产管理的机制主要有三种模式,通过分析每种模式中执政者、开发商和考古工作者三方之间的关系,对每种模式的优劣进行了阐释,指出没有哪一种模式是绝对的完美,并对中国的遗产管理提出了多采用原址保护等建议。

 

   

    (Gary Crawford)                                 (杨东亚

 

            

                      ( 杜金鹏)                                                              (车广锦)                                                     (Willem J.H. Willems

 

 

研讨会期间,学者们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并参观了山东大学博物馆和考古中心实验室。与会学者们充分肯定了山东大学考古学专业四十年来在聚落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和环境考古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并希望新成立的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未来的发展中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方辉院长与海外教授合影)  

 

 

  (学者参观实验室)

 

(作者:杨谦、王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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